中國“電機之父”鐘兆琳 敢講真話的政協委員
鐘兆琳（1901～1990），號瑯書，浙江省德清縣新市鎮人。中國著名電機工程學家、教育家。
鐘兆琳是最早講授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概念性最強并最難理解的“電機學”的中國教授，又是中國第一臺交流發電機與電動機的研制者。他為中國的電機事業服務60余載，無論是在上海的交大還是在西遷后的西安交大，鐘兆琳始終將教書育人視為自己的天職，培養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電機學、電機工程和信息工程方面的人才。由于鐘兆琳學術、實踐雙出眾，因而被譽為“中國電機之父”。
“天才教授”
1908年，鐘兆琳開始在新市鎮仙潭小學讀書，他的國語、算術都是學校的頭等。這一時期，正是醞釀、爆發辛亥革命的時期，民主、科學思潮廣泛傳播，在家庭和社會的影響下，鐘兆琳從小便對科學有了濃厚的興趣。
1914年，13歲的鐘兆琳考入上海南洋公學附屬中學讀書。1918年，鐘兆琳由附中升入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電機科。1923年，鐘兆琳大學畢業，先到上海滬江大學當了一年數學教師，然后于1924年到美國康奈爾大學電機工程系留學。康奈爾大學電機系當時由著名教授卡拉比托夫主持。
卡拉比托夫在眾多的學生中間，發現了這個來自太平洋彼岸的黃皮膚青年的與眾不同：鐘兆琳有非凡的數學才能，數學考試幾乎總是第一名。有一位比鐘兆琳年級還高的美國學生，考試常不及格，竟請鐘兆琳去當他的小老師。鐘兆琳的學位論文，也深為卡拉比托夫欣賞。所以，卡拉比托夫經常以鐘兆琳的成績和才能勉勵其他學生。
1926年春，鐘兆琳獲得康奈爾大學碩士學位，經卡拉比托夫介紹推薦，鐘兆琳到了美國西屋電氣制造公司當了工程師。
1927年，鐘兆琳的大學老師張廷璽向鐘兆琳發出邀請，熱切希望他回母校電機科任教。此時鐘兆琳在美國正是春風得意，事業上鵬翅正舉，生活上待遇優厚之時，但激蕩的報國愛國之心，使他毅然放棄美國的一切，決定回國。他把想法告訴了導師卡拉比托夫，導師支持他的決定，并在給他的信中寫道：“你是一個天生的教師。”這句話鐘兆琳一直視如珍寶。這年9月，鐘兆琳回到上海交通大學，由此往后的60余載，他的人生與交大緊緊聯系在了一起。
鐘兆琳擔任電機科教授，主講機械工程師的《電機工程》課程，同時主持電機系的電機實驗及部分課程。上世紀30年代初，鐘兆琳接任了電機系的《交流電機》課程。他是第一位講授當時被認為世界上最先進、概念性極強并最難理解的課程之一《電機學》的中國教授。
抗戰前，像鐘兆琳這樣出類拔萃的名教授很少，所以他還兼任浙江大學教授，每周去杭州1次，主講《交流電機》課程。鐘兆琳講授《交流電機》和《電機實驗指導》課程的教材、講義、實驗指導書、補充教材等均由他用英文編著而成。這些教案他都嫻熟于心，上課時幾乎不用講稿。
鐘兆琳講課概念清晰，重點突出。他對基礎理論和基本概念，特別是較難理解的概念，總是不厭其煩地反復而詳細地講解。當同學們確實理解后，他才提綱挈領地對書本上的其他內容作簡要指導，隨后布置大家去自學。有時，他還會對已經講清楚的內容從不同角度再反復講兩三遍，為的是讓學生能對重點內容融會貫通，觸類旁通，舉一反三。而且他非常重視把高度抽象、枯燥的課程講得十分具體且形象。
鐘兆琳留學美國時曾在工廠工作過，深諳制造工藝，回國后又長期擔任電機廠工程師和多個制造廠及公司的顧問與董事，實踐經驗非常豐富。所以他在講課時，不僅講理論，而且還介紹一些生產中的經驗。比如講述電機是如何制造、計算的，他配以清晰的板書和圖解，學生很快就對電機為何能運轉理解得很透徹。所以交大和浙大凡是聽過鐘兆琳講課的學生，無不稱贊他講課不僅理論上很嚴謹、系統、扎實，而且重視實驗，理論聯系實際很緊密。
鐘兆琳堅持的“好實踐、惡空談”，理論聯系實際，已成為他獨有的教學思想。加上他認真負責的態度，引人入勝的啟發式教學方法，贏得了學生們的一致好評。學生們說：“鐘先生屬于天才型教授，講起課來如天馬行空，行云流水，使人目不暇接”，“得益之深，無可言喻”。
鐘兆琳的學生、著名科學家錢學森院士幾十年后還贊揚鐘先生和另外一位交大教授陳石英“都非常重視理論根底”，使他后來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和加州理工學院（CIT）學習及工作時都用“理”去解決“工”中出現的新問題，鐘先生的教誨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使他受用了一輩子。
大義凜然的民族氣節
1942年，日本傀儡汪精衛的偽政府“接收”交大，鐘兆琳出于民族氣節，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宣布退出汪偽的“交大”。為解決生活困難，他到張久香先生家擔任家庭教師，另外還在新聞報館擔任中學生理科的輔導工作，又在上海統益紗廠擔任技術顧問，輾轉掙扎，生活困難，但堅持不替汪偽政權做事，不畏賣國賊的恐嚇和利誘。
1945年抗戰勝利，鐘兆琳激動地書寫了杜甫的兩句詩：“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他高興地重回華山路交大校園。這時，因為國民黨政府稱抗戰時留在上海未去重慶的學生為“偽學生”，予以歧視。鐘兆琳逆流而動，復歸交大后，堅持讓重慶來的學生和上海學生一起上課，一視同仁，并做工作，消除彼此間的歧見，維持學生之間的團結。
解放戰爭期間，交大曾是著名的民主堡壘，鐘兆琳常發表言論抨擊國民黨政府的黑暗和不民主，為著名的民主教授。就在1947年底到1948年，鐘兆琳經其舅父俞寰澄及楊衛玉介紹，在上海加入了中國民主建國會（俞寰澄先生解放后擔任民建中央委員，系全國人大代表）。
上海解放前夕，美國有大學曾向鐘兆琳寄來聘書，國民黨政府也曾想裹脅他到臺灣，但鐘兆琳皆不為所動，一面積極參加護校迎接解放，一面繼續做系主任，多方保護、營救進步學生。
不畏艱難，情暖學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迎來了教育的春天，鐘兆琳高興萬分。他雖然對共產黨不是十分了解，但是從解放軍在上海的嚴明紀律、清廉作風和對教育的重視上，直覺使他意識到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政黨。因而當交大黨組織請他繼續擔任電機系主任時，他愉快地接受并表示：一定做得更好，為新中國培養更多的科學技術人才。
鐘兆琳堅持每天到系辦公室辦公，了解全系的情況。由于學校迅速擴大招生，為了了解全系每一位學生的具體情況，他逐一檢閱了學生檔案，無論在哪個班級上課，都能準確地叫出學生的姓名，并說出該生的家庭情況及父名。甚至時隔多年，他仍能叫出學生的名字，說出畢業的年份。
1954年，國務院決定交通大學內遷西安。作為校務委員會委員、電機系主任的鐘兆琳對此非常贊成并積極支持。
1956年搬遷時，本來周恩來總理已提出，鐘兆琳先生年齡較大，身體不好，夫人又臥病在床，他可以留在上海，不去西安新校。并且當時情況也有所變化，國家已決定交大分設西安和上海兩個部分，不全部搬遷了，所以他本可以留在上海不去西安的。
但鐘兆琳表示：“上海經過了許多年的發展，西安無法和上海相比，正因為這樣，我們要到西安辦校扎根，獻身于開發共和國的西部”，“共和國的西部像當年美國的西部一樣需要開發。如果從交大本身講，從個人生活條件講，或許留在上海有某種好處。但從國家考慮，應當遷到西安，當初校務委員會開會表決時我是舉手贊成了的，大學教師是高層的知識分子，決不能失信于人，失信于西北人民”。他踴躍報名，并且賣掉了自己在上海的住宅，把已經癱瘓在床需要人照顧的夫人安頓在上海，由小女侍奉，自己孤身一人第一批到了西安。
鐘兆琳的表率作用，鼓舞、激勵著電機系及交大的許多教師和學生，為交大的順利西遷作出了貢獻。所以一些了解他的教師這樣說：“遷校時，許多上海教師對上海有感情，不愿離開上海，但看到解放前夕曾拒絕去美國和臺灣而堅持留在上海的鐘先生積極倡導響應黨的號召到西安去，并第一批別妻離子離開上海，我們也沒的說了。”
學校剛遷到西安時，條件十分簡陋，下雨天道路泥濘不堪，生活條件極為不便，比上海差很多。年近花甲又患多種慢性病的鐘兆琳，孤身一人，生活之艱辛可想而知。但就是在這種條件下，他第一個到教室給學生上課。那時學校沒有實驗室，整個西安也難以找到一個像樣的電機廠。但作為系主任的他，事必躬親，迎難而上，勤勤懇懇，腳踏實地，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在他的建議下，西安交通大學電機系增添了電機制造方面的設備，建立了全國高校中第一個電機制造實驗室，使西安交大電機系又成為國內基礎雄厚，條件較好，規模較大，設備較完善的電機系。
文革期間，學校組織了“七二一電機試點班”，招收工農兵學生。那時鐘兆琳所受的不白之冤尚未平反昭雪，“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和罪名尚未摘除，被剝奪的講課資格尚未恢復，可是他依然念茲在茲，想著要為這些學生傳授知識，主動到學生中去，給他們輔導功課，給他們介紹一些好的學習方法。他總是想方設法讓每一位學員都能聽得懂、學得進。每當他拄著拐杖走進學生宿舍時，大家都非常激動。那時學生經常要到工廠參加勞動，鐘先生也跟著去。
1971年冬，一部分同學到離學校10公里外的壩橋熱電廠實習，鐘兆琳也和同學們一起住在廠里，周六回家拿點東西，周日就趕回班級。
一個星期天，下著大雪，同學們估摸著鐘兆琳來不了了。大家正說著，卻見他身穿破大衣，滿身泥雪，跌跌撞撞地撲進門來。看著他那上氣不接下氣的狼狽樣子，同學們驚呆了，真不敢想像這一段泥濘不堪的路他是怎么走過來的。同學們都紛紛上去攙扶這位年逾七旬的老“輔導教師”。
1973年，鐘兆琳因胃出血在上海動手術，胃大部分被切除。此時又發現他還患有癌癥，因而留在上海治療。1978年，鐘兆琳得到徹底平反。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仍很關心學校的工作和祖國的現代化建設，又一次毅然返回了西安。鐘兆琳懂英文、俄文，晚年又學日文和法文。英文尤其純熟。他講的是一口浙江官話，說快了或者說急了，一時找不到合適詞匯表達時，就會情不自禁地冒出一個英語短句來。所以他一直很重視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主張選一兩門課用英語授課，認為這是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必要措施。
20世紀80年代，鐘兆琳覺得畢業留校青年教師的英語水平不高，為了提高他們在專業方面的聽、說能力，他特地開設了一個班，在家中輔導。可以說，鐘兆琳把自己的一生毫不保留地奉獻給了祖國的教育事業。
桃李滿天下
鐘兆琳一生教過多少學生恐怕很難說出準確數字了。不過，交大電機系每一屆學生的三、四年級課程他幾乎都教過。
年輕時的鐘兆琳英俊帥氣，大大的眼睛，炯炯的目光，架一副眼鏡，在課堂上講課時，沉穩而又熱情洋溢，使聽課者無不為其風采而傾倒。他以其“天才教師”的魅力，引領著學生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道路上奔馳，把一屆又一屆的學生培養成祖國電機工程及信息工程領域的骨干和主力。其中，褚應璜、丁舜年、張煦、張鐘俊、羅沛霖、吳祖塏、屠善澄、汪耕、朱英浩、唐任遠等都成為了共和國的院士。田炳耕成為美國兩院院士。王安成為美國王安電腦公司創始人，共和國有兩位將軍張良起和傅備篪出自他的門下……
改革開放后，旅居海外的交大學子紛紛回國，鐘兆琳是他們最想尋訪探望的老師。有的學生還表示要將禮品親自送到鐘先生的手中。
而鐘兆琳與錢學森、江澤民的師生情誼，更是廣為人知，傳為佳話（一位教授門下出兩位主席：一位科協主席，一位國家主席）。
錢學森多次談及鐘兆琳對自己的教誨。他在傳略中這樣寫道：“在交大，非常感激兩位把嚴密的科學理論與工程實際相結合起來的老師，一位是工程熱力系教授陳石英，一位是電機工程教授鐘兆琳。”錢學森常說，我若能為國家、為人民做點事，皆與老師教育不可分！為感念恩師，鐘兆琳百年誕辰時，年屆九旬的錢學森還親筆致函母校，表達對鐘先生的師生情誼：“我是一個交通大學學生，畢業于1934年，在那年夏天出校。鐘兆琳是我的老師，我是鐘老師的一個學生！……我要向鐘兆琳老師100周年誕辰表示十分敬意！”
1945年，江澤民入讀交通大學電機系，系主任鐘兆琳的學養人格令這位學生肅然起敬。歲月流轉，世事變遷，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江澤民卻依然不忘恩師，盡自己所能多次關照鐘先生的生活。鐘兆琳住院治療期間，江澤民多次前去探望。1985年第一個教師節時，他還特地致函鐘先生：
“今天是首屆教師節，首先向您致以節日的祝賀，祝您早日康復，我即將去京開會，回來再看您，尚望善自珍重，專此敬請教安！”
實事求是 敢講真話
鐘兆琳受過中國的傳統教育，老一代知識分子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氣質和本色在其身上得到了完美體現。
一次，有人在給鐘兆琳整理的材料中寫了這樣一段話：“鐘兆琳在很小的時候，他父親就教育他要開發大西北，所以他從小就立下了開發大西北的宏愿。”他看后認真地說：“不是這么回事，我父親有肺病，在江浙一帶潮濕的地方，他的病總不好，后來有一次，他和邵力子先生去西北，在西北干燥的氣候里，我父親的肺病就減輕不少。所以他曾對我講：‘我的病適合到西北去，你們將來和我一道去吧！’”
1957年9月，交大電機系100余人在恭綽館聆聽系主任鐘兆琳宣布畢業工作情況。隨后他將工作分配單發給每一位同學。最后他不無遺憾地、極為溫和地說：“我們系里有4位同學因為有點原因尚不能在今天宣布……”在他平和的口氣中表現出了一種人性的同情，同時也流露出一種無奈。在那轟轟烈烈要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的氛圍中，他依然稱當時被錯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學生為“4位同學”。寥寥數語，一直溫暖和鼓舞著這些同學的心。
1962年，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鐘兆琳出席了全國政協會議。在一次小組會議發言中，他坦誠地提到勤儉建國問題。在議及有些國有企業浪費現象嚴重、管理不善時，他很有感觸地說：“解放前我和民族資本家聯系較多，我認為民族資本家精打細算辦實業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這種遠見卓識現在看來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可是要在當時的會議上講出來，是要有點勇氣的。
十年浩劫，鐘兆琳受到了嚴重迫害和摧殘，挨批斗，受折磨，吃盡苦頭，甚至被打斷了兩根肋骨。但是他追求真理、不屈不撓的大無畏精神沒有改變。
建言獻策 心系西北
鐘兆琳一生視教書育人為天職，可是他沒有忘記建設大西北，造福于西北人民的“匹夫之責”。
1963年10月，鐘兆琳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電機學會理事會議，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于10月10日親切地接見了與會代表并和大家合影留念。鐘兆琳深受鼓舞，增添了信心和干勁。他從北京回到學校后，便帶領同學在大西北實習、考察。
廣袤的大西北，除寧夏外，陜西、甘肅、青海、新疆等地他都一一考察過，不少電機廠都駐留過他的足跡。他動員一批又一批交大畢業生留在大西北工作。在多次電機工作的考察中，他念念不忘大西北的建設。
20世紀80年代初，西安交大電機系有一位同志去新疆開會回來，鐘兆琳饒有興趣地聽了他對新疆和沿途情況的詳細介紹。后來，已80歲高齡的鐘兆琳還不辭辛苦地到新疆和甘肅等地進行考察，還想著學習維吾爾語，好為新疆人民服務。晚年時，他已有了建設大西北的具體設想，比如，在黃河上游筑壩，中下游建橋，改變黃河流域地貌；在西北增修西安經延安到包頭至蒙古、原蘇聯的國際鐵路；修西安過秦嶺到安康、重慶的鐵路；修西安經商洛到南陽連接京廣線的鐵路；修西安到銀川的鐵路，等等。他認為，鐵路建起來了，就會帶來物質文明；生產發展了，經濟上去了，進而也會有精神文明了。
為此，鐘兆琳還在全國政協會議上聯名提出在大西北修建鐵路的提案，曾多次將實地考察后的建議細節向在鐵道部工作的交大校友作介紹。
直到去世前不久，鐘兆琳還對開發大西北提出建議，并對當初未能去寧夏考察深感遺憾。所幸的是，現在發現，鐘兆琳當年的那些設想，都已實現或正在實現中。
淡泊明志 艱苦樸素
鐘兆琳不僅為高等教育做出了卓越貢獻，在發展中等教育方面也有建樹。1954年他任上海市人大代表期間，視察上海郊區的莘莊地區時，發現那里沒有一所像樣的中學，于是向市人大提案建造中學。市人大接受了其提案，并于1957年建立了莘莊中學。該校現已成為重點中學。2007年，該校成立50周年之際，特意制作了有創建人鐘兆琳先生肖像的水晶座，以紀念敬愛的鐘先生。
鐘兆琳無煙酒之好，惡奢侈之風，艱苦樸素，勤儉節約，淡泊人生，堪為模范。他家里，只有1臺14寸黑白電視機，沒有什么新家具。他穿戴簡樸，幾十年一貫穿的都是藏青色的中山裝，戴的是藍灰色的干部帽，足蹬黑平布小圓口布鞋，破舊衣服自己縫補，咋看像一位老農。他經常出入教工食堂，買菜提飯，與青年教工同桌吃飯，談笑自如，安貧樂道。他對子女的要求也很嚴格，經常教育他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以事業為重，當志在四方。”其子女現在也都已年屆耄耋，沒有一個染煙酒習慣，而且都愛勞動和勤儉節約。
鐘兆琳最大的愛好是下圍棋。他經常找學友兼棋友的金愨教授對弈。當年在抗日時期，他們以棋明志，相互鼓勵，克服困難。抗戰勝利后，棋藝高超的陳大燮教授來到交大，鐘先生和陳教授又由棋友發展成為好友，經常切磋，相互鼓勵，參加祖國的建設事業。1956年交大西遷時，他倆還多次相商，相約一起到西北。直到晚年，鐘兆琳住院期間，圍棋仍不離身，一有機會就和人對弈。贏了，便高興得如孩子一樣。
1985年，鐘兆琳罹患癌癥到上海醫治。1990年3月22日，鐘兆琳在病重之際還不忘為教育后人做點事。其遺言這樣寫道：“本人自從1923年投身教育已有60余年，一生為中華民族的教育、科技與人才培養以及工業化而努力……我愿將我工資積蓄的主要部分貢獻出來，建立教育基金會，獎勵后學，促進我國教育事業，以遂我畢生所愿……祝祖國繁榮昌盛。”1990年4月4日，他走完了生命旅程，在華東醫院逝世。他逝世后，其子女遵囑將他積蓄的2萬元工資贈予學校，西安交通大學以此設立了“鐘兆琳獎學金”。
鐘兆琳先生高尚的人格、赤誠的愛國心，信守承諾的品質，不計個人得失、無私奉獻的精神，深深地感染著我們每一個人。在他身上體現出來的老一代知識分子崇高的民族氣節,光明磊落、淡泊人生、正氣凜然的高貴品質，治學嚴謹、誨人不倦、正直坦率、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是我們學習的楷模與典范。
尤其是，鐘兆琳幾十年如一日，執著于教育事業；一生實事求是、追求真理、敢講真話的大無畏精神，在當今社會更是彌足珍貴，讓人敬佩不已。
鐘兆琳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一流教育家，他為中國的電機事業奮斗了一生，為民族電機制造的開創和發展、為國家電機工程人才的培養做出了巨大貢獻。鐘兆琳先生是當之無愧的“中國電機之父”。（德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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